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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普宁寺与西藏桑耶寺历史渊源小考
2011-03-24 09:51:40 来源:http://www.fjdh.com/wumin/HTML/74839.html 作者:admin编辑 【 】 浏览:1707

承德普宁寺与西藏桑耶寺历史渊源小考 

  清初期,喇嘛教在我国蒙古、西藏、青海以及新疆北部大片蒙、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占有支配地位。喇嘛教上层人物在政治上掌握着地方政权,经济上拥有大量财富,精神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乾隆皇帝在雍和宫《喇嘛说》中写道:“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就是为了顺应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蒙、藏上层人物对喇嘛教的信仰,密切地方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对蒙、藏等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俗习为治”的政策,利用在蒙、藏地区具有相当信仰基础的喇嘛教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进而达到巩固国家的统一的政治目的。到了乾隆时期,康熙制订维护国内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政策,得到了继续贯彻。
  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是清政府平定了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后,十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准噶尔、都尔伯特、辉特、和硕特)的上层贵族,并分封爵位,以康熙平定外蒙喀尔喀后在多伦诺尔建“汇宗寺”之例,建普宁寺于山庄之北,以兹纪念,并“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普宁寺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全部建成。占地面积三万三千平方米。
  驰名中外的桑耶寺,座落于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桑耶乡的哈布山下,公元八世纪中叶(公元750年)由第三十八代藏王赤松德赞为施主,迎请萨霍尔(孟加拉四部)国王古玛特其之子持律者大堪布寂护和乌仗那(今阿富汗)大师莲花生入藏,凭籍此师君三人之功德建成了西藏第一座寺院。该寺仿照印度古寺乌旦达波日(飞行寺),由赤松德赞亲自主持奠基修建,历时十二年建成,是印度佛教密宗大法传入我国的重要道场。
  一、普宁寺、桑耶寺的建筑规划与设计
  耶寺建筑规模宏大,占地面积为49000多平方米,周围河渠索绕,树木葱茂,密集成林。桑耶寺自创建至今己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是藏族文物古迹中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寺院,是吐蕃时期最宏伟、最壮丽的建筑。寺内建有律藏传规之经堂,经藏传规之大坛城,论藏传规之须弥山及四大部洲、日月等之象征建筑物,颇具与众不同的古代建筑风格,可与印度金刚座相媲美。寺内珍藏和保存着自吐蕃王朝以来西藏各个时期的历史、宗教、建筑、壁画、雕塑等多方面的遗产,它是藏族古老而独特的早期文化宝库之一,是祖国民族文化遗产之典范。正如《贤者喜宴》所说:“此寺系一难以想像之建筑。此世间无以伦比之寺院”。因其底层为藏式(西藏本地)结构,中层为汉式(中国内地)结构,顶层为印式(印度)风格,所以,又有人称桑耶寺为三样寺。寺内殿塔林立,以“金”大殿(乌孜仁松拉康)为主体,组成一座庞大、完整的建筑群,总建筑面积约25000余平方米。整个寺院的布局,是按佛教想象中的“世界”的结构设计而成,建筑形式是仿照密宗的曼陀罗建造的。位于全寺中心的乌孜大殿,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乌孜大殿四方各建一殿,象征四大部洲;四方各殿的附近,各有两座小殿,象征八小洲;主殿两旁又建两座小殿,象征日、月:主殿四角又建红、绿、黑、白四塔,以镇服一切凶神魔刹,防止天灾人祸的发生;而且在塔周围的围墙遍架金刚杵,形成108座小塔,每杵下置一舍利,象征佛法坚不可摧,此外,还有一些其它建筑,为护法神殿、僧舍、经房、仓库等。
  乌孜大殿即“祖拉廉”,是桑耶寺的中心主殿,“其地基高厚而大,所备之原材料静致完好,如同螺碗盛满玛瑙一般。”(见《贤者喜宴》)建筑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座西朝东,乌孜大殿为金顶三层楼阁,式样别致,独具风格。每层殿堂的空间很高,一般在5.5——6米之间,而且第二、三层均在殿堂前建有低于大殿的宽敞阳台,这既使大殿内得到充足的光线,同时外观也显得更加壮丽大方。从远外眺望,大殿似五层楼房,实际只有三层。乌孜大殿的建筑吸取了西藏、内地和印度的构造风格。底层采用藏族建筑形式,中层采用汉族建筑形式,上层采用印度建筑形式。各层的壁画和塑像也都按照各自不同的法式进行绘画和雕塑。这种藏、汉、印合壁的建筑格调,在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有人据此又称桑耶寺为“三样寺”。
  桑耶寺以象征须弥山的乌孜大殿为中心,在东南西北四面分别建造江白林、阿雅巴律林、强巴林、桑结林四座神殿,代表佛经上所谓四大洲,在四大洲的附近又建有参康林、参玛林、顿穷拉巴林、达角仓玛林、甲珠甲卡林、隆丹白萨林、桑丹林、那措扎扎林、白哈贡则林八座小神殿,代表所谓的八小洲,还有日、月两洲。
  东面诸洲(寺院),其色呈白水晶色,南面诸洲为兰琉璃色;西面诸洲为红玛瑙色;北面诸洲色黄,如天然之黄金。白、红、黑、绿四塔及围墙四塔分别在“乌孜”大殿四角成直线的地方,塔与殿角相距数十米。
  白塔建在大殿东南角,形制与北京北海的白塔略,皆用石块、石板砌成,因塔体全为白色故名“白塔”。在塔基的方形围墙上,立有108座小塔,塔身方形,在腰部以上逐层收分如阶梯,上有覆钵形塔腹。但覆钵扁平而宽大,没有龛门,宝刹上置十七环相轮。在转经道旁有十六罗汉石像,分别雕刻在边长为0.74米的方形石板上,极为精致。
  红塔建在大殿的西南角,造形极为特殊,塔身用砖石砌成,形方而实圆,状如覆钟,腰部以上呈环状纹,上部为覆钵形塔腹,宝刹之上置两段相轮,上为七环,下为九环,塔身为土红色并泛有光泽。
  黑塔建在大殿的西北角。塔形也很特殊,塔身如三叠覆锅,刹盘上托宝剑。第二级相轮七环,上即瓶盖和宝珠。塔身为条砖砌成,全为黑色。
  绿塔建在大殿的东北角,平面呈四方多角形。塔基甚高,沿阶数级而达第一层,四面各有龛室三间,内有塑像,每面都有明梯通往二层。二层每面只有龛室一间,亦各有塑像。第三层为覆钵形的塔身,上置相轮宝刹,刹身很长。相轮分为三级,每一级自方形托盘上置相轮九环,中间一段为第二级,有相轮七环,第三级有相轮五环。伞盖上承宝瓶和宝珠。塔身为绿色琉璃砖砌成。砖为土加粗沙烧制,质地坚硬,釉色苍郁而富光泽,极其精美。
  普宁寺坐北朝南,寺的主体建筑沿南北中轴线布置,全长约250米。前半部分建筑为“汉式”部分,南北长150米、东西宽70米。建筑布局按照我国汉族传统的“七堂伽蓝”的典型格局。后半部部分为“藏式”建筑,依山就势,南北长100米、东西宽110米,建置在大雄宝殿北面高出于地平面8.92米的金刚墙之上,沿山坡逐层台地迭起。
  普宁寺的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又名三样楼,是仿造桑耶寺主殿乌孜大殿修建的,但大乘之阁的平面,立体布局以及建造方法与乌孜大殿并不相同 ,仿中有创,可以看到难得法式对比。大乘之阁雄踞在青石须弥座台基之上,前代月台,周围环绕清式石栏杆,面南出三阶中间铺设石雕龙丹陛,东西各出一阶。大乘之阁通高37.4米,面阔七间,共24米、进深六间,22.5米,柱网分布为内柱一圈、檐柱一圈。大乘之阁外观南面为六重屋檐五层楼,阁北面依山就势减为四层檐,东西下设有抱厦,两山封以实墙,墙上饰藏式“盲窗”。在五层的四角各置一方亭,方亭之上的六层是大方亭压顶,形成五顶相峙的别致的巍峨高耸的造型,这种建筑形式属汉式结构,内部与乌孜大殿一样,分三层,二、三层为回廊,回廊的室内中央由内柱围成宽五间、深三间的空井直达第四层的天花板下,高24米,以便供奉体量巨大的四十二臂观音大士像。在这个空井四层的窗子则成为它的采光高窗,这种内部中空的多层木框架结构体系是仿自西藏地区喇嘛寺院的“都纲”式的做法,它既满足了中部空间需要高大的功能要求,又有一定的抗风、抗震能力。
  大乘之阁和它周围的建筑,是仿照桑耶寺的周围建筑而建的,但又不是简单的仿建,而是充分体现了建筑学中仿中有创。严格按照藏传佛教密宗中的世界中心“须弥山”和“九山八海”,即“曼陀罗”的形式排列的,但它在保持了汉式建筑的基调上,又融合了大量藏式都纲殿楼的手法,有取有舍。桑耶寺的乌孜大殿,层顶五顶分离,保持藏式都纲殿楼的原型,而大乘之阁的五个五顶则是紧密相连,形成以中心突出四周灵巧完善的一个整体,结构非常严谨。大乘之阁的东西两侧,有两座矩形白台,覆盖黄琉璃瓦庑殿顶的小殿。东为日殿,西为月殿,象征着日月回旋出没于须弥山两侧。四角建有四座台殿,分别代表着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东胜神州殿建在大乘之阁之东,呈半月形之状,白台为弯月状,南瞻部洲建在大乘之阁的正南方,位于中部向南突出“凸”形的高台藏式盲窗建筑,是从前半部分建筑通向主体建筑大乘之阁的通道。西牛货洲位于大乘之阁西面,建在四角圆弧状的白台之上,呈圆形。北俱卢洲位于大乘之阁的正北方假山之上,建在藏式白台之上,体形方正。四大部洲内所供佛像不同于桑耶寺四大部洲的佛像,原供四大天王,现仅存北方多闻天王,其他天王已经毁坏。
  在四大部洲之间,又有八座重层白台代表八小部洲,在南瞻部洲殿东、西两侧的为“遮末罗洲”和“筏罗遮末罗洲”。这是两座六边形双层白台,台上的平顶小殿内分别供增胎蓝法身随救度佛母和增胎白法身大回佛母各一尊,在北俱卢洲殿东、西两侧为“矩拉婆洲”和“憍拉婆洲”。这是两座六角形的双层白台,台上的平顶小殿内分别供增胎红法身大寒林佛母、增胎绿法身孔雀冥王佛母各一尊。在西牛货洲殿前、后的为“舍谛洲”和“嗢怛罗漫怛里孥洲”,一为矩形,一为不扁六角形双层白台,台上的平顶小殿分别供增胎蓝法幢顶膊丽佛母、增胎蓝法身大千摧碎金刚各一尊,在东胜神州殿前后为“体诃洲”和“毗提诃洲”,一为矩形,一为六角形双层白台,台上的平顶小殿分别供奉增胎黄法身无敌佛母、增胎黄法身密咒随持佛母各一尊。
  桑耶寺主殿的四角,相距数十公尺的地方建有红、绿、黑、白四色喇嘛塔。普宁寺的大乘之阁的四角也按其规制建有喇嘛塔四座,但规模较小,形状也不尽相同。每座塔都有塔基、塔身、相轮三个部分。塔身有上下两个塔肚,形状各不相同,有仰钵形、覆钵形、圆形、折角形,色彩也是红、绿、黑、白四色,塔的宗教功能为藏舍利,供奉佛像和佛经所用。桑耶寺和普宁寺的主体建筑四侧的塔,均称四色塔、代表“四智”。西北角的白色塔为“大圆境智”,代表大乘佛教显宗教派;东北角的黑色塔为“平等性智”,代表大乘佛教密宗教派,西南角的绿色塔为“妙观察智”,代表佛教的小乘教派;东南角的红色塔为“成所作智”,代表自我修炼成佛;而桑耶寺的四座喇嘛塔下分别埋有松赞干布的遗物、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经典和修庙的备用财宝以及五世佛的佛骨舍利等。
  普宁寺喇嘛塔的塔身浮雕也有其深刻的内涵。位于东南角饰有莲花浮雕的,代表佛祖的出生处;东北角雕有宝杵图案的,代表佛祖的成道处;西北角塔身装饰有法轮雕饰图案的,代表佛祖传教说法处;西南角塔身雕有佛龛浮雕的,代表佛祖的涅槃处。这四座塔虽没有文字的说明,却采用浮雕的形式,记述了释迦牟尼的一生。
  喇嘛塔的塔顶部分虽然大致相同,但也有更深层的含义,塔的相轮,象征佛界“十三层天”,塔刹自上而下依次为承露盘,亦称天地盘,两个铜盘一正一覆,盘上有仰月、圆日模型,代表日、月相融产生甘露,故日、月下设承露盘,寓意承收雨露,救度众生,也反映着佛法无边的力量。塔尖为火焰宝珠,象征着佛教之兴旺发达。
  二、兴建的时代背景和建造年代
  普宁寺为什么要以藏、汉混合的风格出现,而且以桑耶寺作为具体对象?这是有着政治上的用意,与乾隆年间清廷对待蒙、藏兄弟民族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康熙年间,沙俄殖民势力向东扩张。游牧在伊犁附近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领主噶尔丹勾结沙俄,先后并呑了邻近的各蒙古部落和回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噶尔丹公开叛变,率兵二万余进袭漠南乌珠穆沁一带,渡过西拉木伦河深入到乌兰布通。清廷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对噶尔丹的军事叛乱采取坚决镇压措施。当年八月,康熙亲自坐镇波罗河屯指挥平叛大军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这次战役虽获胜利,但康熙深知噶尔丹的居心叵测,尤其是与沙俄侵略势力相勾结实为我国北部边疆的隐患。这位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有鉴于以往在北方边疆单纯采取军事防卫措施而防不胜防的历史教训,一方面继续追剿叛军以巩固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强调民族团结,采取以安抚为主的策略来大力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平叛之后,立即举行具有重要意义的“多伦会盟”。康熙亲自接见蒙古各部王公,通过赐宴、封爵、赏赉等活动来笼络各部的上层贵族,并为了表示尊重蒙古人民的宗教信仰而在多伦修建一座喇嘛教寺院“汇宗寺”。这些措施,对有清一代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雍正、乾隆两朝都积极执行康熙所制定的这一民族政策,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多伦会盟之后,蒙古各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表面上安定局面。但由于沙俄的不断挑唆,准噶尔部的上层领主对于清廷始终怀有二心,乾隆十年(1745年),达瓦齐部继承准噶尔汗位,又再次发动叛乱。台吉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争夺汗位失败,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率部暂时归顺清廷。窥视时机以图再起。二十年(1755年)春,乾隆任命班第和永常统率平叛大军二万五千,以阿睦尔撒纳为向导分两路直捣伊犁。进军途中受到各族人民的支援,势如破竹,达瓦齐带领残部逃至伊犁西北百余里的格登山。清军收复伊犁后继续追击,著名的格登山一战,达瓦齐全军覆没,被生擒。
  乾隆对平息此次民族分裂的叛乱非常得意,在北京大内的午门受献俘之礼,并亲自撰写《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树立格登山上和普宁寺碑亭之中。继而又仿效祖父康熙的做法,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厄鲁特蒙古四卫拉特(部落)的大小领主,对他们赐宴、赏赉,加封贝子、贝勒、公等爵位;同时还选定避暑山庄的西北面兴建普宁寺作为永久的纪念。
  乾隆十分重视利用宗教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团结蒙、藏兄弟民族,特别是居住在祖国北部和西部边缘疆上的蒙族各部,“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他能“诵习蒙古及西蕃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虚心讨论,深知真诠”。他在位的六十年间,不仅在蒙、藏地区大力扶持喇嘛教,还在内地的五台山、北京、承德修建许多喇嘛寺庙。甚至宣称自己是文殊的化身,俨然以宗教领袖自居。他也很懂得建筑艺术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因而积极地利用这个艺术手段以服务于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目的。为此,普宁寺的建筑就采取了汉式的七堂伽蓝与西藏的喇嘛寺院三摩耶式相结合的规划格局。三摩耶即梵文的Samaya,又译作三昧耶、娑磨耶。据密宗经典《大日经》的解释,三昧耶有四义:平等之义、本誓之义、除障之义、警觉之义,这些意义正符合于当时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而统一全国的政治形势。而三摩耶寺又是古代一位著名的藏王崇弘佛法而“敕建”的著名佛寺,乾隆誉之为“斗赞转轮王,功德甚大,造寺于西域,其名三昧耶,逮今千岁余,愿海庄严就”,也正好籍以隐喻他自兴建普宁寺的目的。“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之式为之。名之曰普宁者,盖自是而雪山葱岭,以逮西海恒河沙数,臣庶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尔”。
  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593——650年)在位的吐蕃王朝时期,佛教传入西藏。为了巩固新兴的吐蕃王朝的集权统治,削弱支持守旧贵族集团的西藏传统宗教——苯教的影响,松赞干布对佛教采取了扶持的态度,下令共建了大昭、小昭二寺及十二神殿。不过这些建筑只是一些供奉佛像、佛经的小庙,并无常住僧人,更无合乎佛教戒律的仪式活动。公元八世纪初期,赤德祖赞(704——755 年)在位时,虽曾采取过若干措施,意欲弘扬佛法,但由于笃信苯教的贵族及其所代表的本教势力的阻挠,佛教还是未能得到真正的传播,赤德祖赞本人亦因此而遭暗算身亡。
  赤松德赞(775――797年在位)时期,吐蕃赞普才开始亲自参与开展弘扬佛教的大活动。赞普首先派遣韦·意希旺波(又名巴·色朗)从萨霍尔国迎请堪布菩提萨埵专利权(寂护),又按菩提萨埵的建议,派遣德哇莽布智和桑果拉隆二人去尼泊尔拘勒雪的岩洞中迎请邬杖那国的白玛迥乃(莲花生)大师。两位大师依靠赞普的强大后盾,在吐蕃举办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传教活动。还特别向一些父母俱在的青年男女首次传授了一种称为“圆光法”的使鬼神附体的法术,此乃佛教密宗的特异功法第一次在藏族地区的公开传授。
  在堪布菩提萨埵和白玛迥乃大师的主持下,仿照印度飞行寺的形式,糅合藏、汉和印度的建筑风格兴建,故又称三样寺。其形制,中为须弥山、四大八小十二洲、日月二轮,外有垣墙围绕,四角建四舍利塔,四门立四碑。赤松德赞的三位王妃又各建一殿。
  桑耶寺一般认为是唐大历二年(767)奠基,贞元十五年(799)落成。并举行隆重的开光安座仪式。同时从印度请来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比丘十二人,由菩提萨埵任堪布(剃度仪式的主持人),为七位藏族人首次剃度授比丘戒。这就是藏传佛教史上最早出家的僧侣,史称“七试人”或“七觉士”。为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佛教寺院。曾几度遭火灾,均经修复。十一世纪后,成为宁玛派的根本道场之一。
  乾隆皇帝修建普宁寺前派人赴藏,以西藏古刹桑耶寺(三摩耶庙)为蓝图修建普宁寺,表达了利用喇嘛教团结蒙藏民族的意愿。乾隆在普宁寺碑文中是这样记述的:“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意思是说,蒙古族民众一向敬重佛,信奉黄教。所以修建了这座寺庙。是依西藏三摩耶庙为底样(即:意境上的模仿,佛教宇宙观曼荼罗)修建了普宁寺。寺内还有专为章嘉国师修建的讲经堂,当时章嘉二世与乾隆是幼年同窗好友,被尊奉为“国师”,章嘉国师曾受清朝委派护送七世达赖入藏坐床,赴后藏拜会五世班禅,在普宁寺为哲布尊丹巴四世传戒、受法,陪乾隆皇帝会见六世班禅,一生中参与了当时重大的民族、宗教事务,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普宁寺在很多政治活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普宁寺、桑耶寺建筑艺术的特点
  普宁寺和桑耶寺在建筑艺术上具有多种多样的特点,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仿中有创,“藏式”部分模仿桑耶寺的做法,通过建筑的总体布局和个体造型来反映特定的宗教概念―――把密宗的曼荼罗、须弥山以及显宗佛经中所描绘的宇宙世界等佛国天堂的理想境界表现为具体的建筑形象。这比起传统的禅宗“七堂伽蓝”,不能不说更充分发挥了宗教建筑的精神力量,也更深刻地显示了建筑艺术的象征作用。
  “藏式”部分的建筑群体布局,若参照《西藏王统记》中关于桑鸢寺的叙述以及显教佛经《阿毗达磨俱舍论》中关于“世界”的描写,则所有建筑物的形象摹拟均可一一究其本源,它们的位置方向亦犹如按图索骥都是十分明确的。
  桑耶寺的乌孜大殿和普宁寺的大乘之阁不仅是形象上的构图中心,而且还居于总平面上的几何中心部位。此两者同时象征着世界中心―――众神居住的“须弥山”,这也就是乾隆所谓的乌孜殿“肖彼须弥山,巍阁凡三层”的意思。
  须弥山,梵文的音译亦译“修迷卢”、“须弥楼”、“苏迷庐”,意译为“妙高”等。是佛教借用古印度神话中的山名而被佛教徒们尊为宇宙世界的中心。日月环绕此山回旋出没,三界诸天也依之而层层建立。须弥山位于大海的中央,海面以上的高度为八万四千“由旬”(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以帝王一日行军之路程为一由旬)。以中央主峰为中心,由内及外依次为七重金山犹如七个同心圆,它们之间形成七重的“香海”,第一重金山的高度为主峰的二分之一,第二重金山的高度为第一重的二分之一……依次递减到第七重金山的高度为第六重的十分之一。每一重金山均有天神住持,三十三天(即神)位主峰之顶。峰顶的四角又各有一小峰,中央的平坦地段上有宫名“善见”,宫的周围建金城一座。“金城量高一由旬半,其地平坦亦真金所成……。是帝释天所都大城,于其城中有殊胜殿,种种妙宝俱足庄严……城外四面四苑庄严,是彼诸天共游戏处。一众车苑、二鹿恶苑、三杂林苑、四喜林苑,此为外饰庄严大城。四苑四边有四妙池,中间各去苑二十由旬。是彼诸天胜游处”。从以上的描述看来,大乘之阁和乌孜大殿的五个屋顶相峙的格局显然就是须弥山的金城及四峰或四苑的象征了。
  须弥山周围的情况,据《阿毗达磨俱舍论》的描写:环绕着须弥山的是茫茫的“咸海”,咸海的外围又有一重山名叫“铁围山”。铁围山联同须弥山和七重金山即形成所谓“九山八海”的格局。咸海之中布列着四个大洲(即“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即“八小部洲”),这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位于南海中的“南瞻部洲”是一个形状象佛的肩胛骨的大洲,“北广南狭,三边量等。其相如车,南唯广三由旬,三边各有二千由旬”,呈梯形的平面。就是大乘之阁南面的三角殿。
  位于北海中的大洲“北俱卢洲”“形如方座,四边量等,面各二千”,呈方形平面。这就是大乘之阁北面、居于建筑群的中轴线顶端的正方形碉房式平台。台上建汉式单檐攒尖绿顶小殿。
  位于东海中的大洲“东胜神洲”“东狭西广,三边量等,形如半月。东三百五十,三边各二千”。就是大乘之阁东面的那座平面如新月形的碉房式平台,台上建汉式单檐庑殿顶小殿。
  位于西海中的大洲“西牛贺洲”是一个“圆如满月,径二千五百,周围七千”的圆形大洲,也就是大乘之阁西面的那座略近椭圆形平面的碉房式平台。台上建汉式庑殿顶小殿。
  咸海之中除四大部洲外“复有八中洲是大洲眷属,谓四大洲侧各有二中洲”,此即所谓八小部洲。就是位于四大部洲殿的前后或左右的八个体量较小一些的碉房式建筑物。
  如上的这些内容,组成了佛经中所谓的一“世界”(欲界),铁围山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极。
  密教认为宇宙的本体和现象都是由“六大”(即六种元素―――地、水、风、火、空、识)所组成的,而六大又分为“随缘六大”和“法尔六大”。后者是本体的、绝对的实在,这六大元素各有相应的属性和作用。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现象的六大也就是佛的“六大法身”,因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六大法身”的各别显现。这个宇宙观结合于“曼荼罗”的概念,就成为普宁寺的另外一种的象征寓意,也就是乾隆所谓“肖彼三摩耶,为奉天人师;作此曼荼罗,严结身口意”。
  曼荼罗意译为“坛城”,本是密宗僧侣修行时在清净地方构筑的法坛,后来逐渐衍变为想象中的“圆轮俱足,诸佛集会”的圣坛,坛的形状如圆形城堡故名“坛城”。坛城上按井字形分为九宫格,中央的一格是主佛的分位,其余八格则为配神环列,曼荼罗也是西藏喇嘛教绘画艺术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佛画的整幅就相当于“坛城”建筑的平面图。密宗的“四曼”即四种曼荼罗之一的羯磨曼荼罗,甚至作成立体的模型供奉在寺庙之中。
  大乘之阁和乌孜大殿的五顶相峙的造型即是曼荼罗“坛城”的象征。作为宇宙本体的“法尔六大”,则表现在“藏式”部分的总体布局上:四十二臂观音象征“识”,识性了别,起着决断一切的作用;大乘之阁象征“空”,空性无碍,起着不使障碍的作用。故大乘之阁正立面的六层檐口就有“空间六合”的寓意;北俱卢洲殿象征“地”,地性坚,其形方,起着保护万物的作用;西牛贺洲殿象征“水”,水性湿,其形圆,起着摄受万物的作用;南瞻部洲殿象征“火”,火性燥,其璩 为三角,起着促使万物成熟的作用;东胜神洲殿象征“风”,风性动,其形如半月,起着长养万物的作用。
  根据乾隆“复为四色塔,义出陀罗尼,四智标功用”的说法,这个“藏式”部分的布局也像桑耶寺一样,还有着另外的象征寓意――密宗的“五智”:大乘之阁为“法界体性智”,西北角上的白色塔为“大圆镜智”,东北角上的黑色塔为“平等性智”,西南角上的绿塔为“妙观察智”,东南角上的红色塔为“成所作智”。从上述情况看,“藏式”部分的建筑形象又是密宗宇宙观的完整的再现了。
  第二、“藏式”部分虽然以桑耶寺作为蓝本,但在建筑的总体布局和个体设计方面,又吸收藏区山地寺院和内地汉族寺院的传统手法,并非简单的抄袭,而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艺术再创造。
  山地寺院是西藏佛宇的最普遍的形式。由于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重要寺院不仅为某一地区的宗教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有的甚至还作为军事攻防的城堡。因此,寺院的选址为适应上述的功能要求,一般都依山而建,占据居高临下,能控制全局的部位。建筑群的布置不一定严格遵循轴线关系,但作为寺院主体建筑物的“札仓”(经学院)和佛殿则雄踞于山地的最显要的位置上。佛殿的体量尤其高大无比,层数多至五、六层。殿内柱网密布,部分形成直通若干层的空井即所谓“都纲”的做法,以便于室内采光和供奉巨型佛像。佛殿外墙为藏族建筑常见的封闭的碉房式,墙上开梯形藏式小窗。平屋顶上部有的还安置金光耀眼的单檐和重檐的攒尖、歇山、庑殿各式屋顶。远远看去,巍峨高耸,周围的其他建筑物,则相形之下显得分外低矮,沿山迭建而密密层层地将山坡覆盖住。建筑的尺度对比很强烈,总体的气势极其宏伟壮观,充分显示出宗教的威慑力量。
  普宁寺的“藏式”部分建筑物,依山势而逐层台地迭起,最下一层台地的金刚墙高达十米,所谓“大红台”的形式。使得全部建筑物都能承托展露出来,颇有西藏山地喇嘛寺院的气度。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形象华丽璀灿、体量高大而凌驾于一切之上。因此,整组建筑群的立体轮廓和崭露层次变化十分突出,这与内地传统佛寺之单纯讲究平面布局上的空间序列大不一样。
  大乘之阁通体为汉式楼阁建筑的形象,屋顶及内外檐装修和装饰均为清宫式做法,仅东、西山墙采用藏式的“盲窗”。四大部洲殿及日月殿的下部平台为藏式、上部小殿为汉式。八小部洲殿及四色塔则通体藏式。在建筑的个体设计上展示了多种风格的不同程度的融揉。在总体布局上则互相穿插而以中轴线和左右辅助线作为纲领,于繁复中显示严谨、变化中寓有规律。这又反映了汉族布局的特点,与藏区的喇嘛寺院有所不同。
  大乘之阁的内部,以华丽的彩画、精细的藻井、醒目的匾联加以装饰,各供奉着大小不等,形态各殊的佛像,虽然都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也给人留下不同的印象。大乘之阁内部大佛高低天花、墙壁饰以无数木雕岩洞,每一岩洞置一泥塑小佛,大与小的对比,使人感到意外奇伟。在解决垂直交通方面也作了很好处理。在阁内两侧设置楼梯,上下交通解决的既合理、又很方便。
  第三、就普宁寺建筑群总体而言,“藏式”部分还兼有“寺庙园林”的功能。在普宁寺大乘之阁的周围,用山石叠为基座,上筑白台,喇嘛塔等小型建筑,更显得这些建筑丰富多样。利用山石作蹬道,有的就原有山石,略作处理,既省工,又自然。为强调与自然环境的配合,在主体的角隅处,镶嵌山石,给人以建筑如自石出的感觉。使得建筑与山峰融为一体。大乘之阁后面的叠石更为突出,盘旋在假山石里的蹬道可攀登而上,赋予这部分更多的园林色彩。运用这些叠石手法,使得真山与叠石难分,天然与人工莫辨,做到了巧夺天功的地步。
  在绿化种植上,寺庙均以种植松树为主,大多是种植在寺的前院,以衬托前部体量较小的建筑。在主殿的庭院内多墁铺砖地,以保持肃穆气氛。在寺的后方松林簇生,构成了一定的园林效果。普宁寺当年还在“藏式”地段的东、北、西面外围种植松树五百株以象征五百罗汉,都更加渲染了佛寺本身的园林气氛,把佛寺与周围的山林风景衔接起来。
  普宁寺是有着如此明确政治目的而修建的寺庙,这在我国宗教建筑修建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明确的政治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寺庙的建筑布局和艺术造型。因此,虽是宣扬神权至上的宗教寺庙,但在建筑艺术上,除了反映宗教气氛之外,通过总体规划、地形利用、建筑造型和细部处理等,更多的表现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团结、胜利喜悦、宏伟壮观的气氛,形象地记录了清初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历程。
  普宁寺的平面布局是以一条明显的中轴线贯穿南北,主体建筑都位于中轴线上,呈纵深式对称格局。以大雄宝殿为界,前半部是典型的汉族寺庙建筑,后半部则具有三摩耶庙的基本特征。虽然是采用汉族佛寺的传统因素比较多,但在建筑主体轮廓上则吸取了藏族寺庙传统特征,并有所创新,即提高主体建筑基座,尽量突出主体建筑形象,以表达其不同于一般寺院的特点。以寺庙山门外的地面为准,大乘之阁的阁基高出地面9.84米;大雄宝殿由于位处低地,只起到陪衬主体建筑的作用。在我国北方,较早修建的大型寺庙,如北宋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明北京智化寺,清雍正北京雍和宫等,都是以高阁为主体,但是庙址地势平坦,高阁前面被其他建筑遮挡,所以远不如普宁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
  四、各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建筑发展的历史上首先是汉族的先进文化影响着各地的少数民族形成了统一的建筑体系;但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传统,受到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影响,在统一的建筑体系之中各民族又有其不同的特征和风格。
  各民族之间的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互相交流,由来已久,特别是蒙、藏两个较大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在清初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文化交流更加日益频繁。喇嘛教寺庙就是既体现了蒙藏等族的建筑成就,同时,又融合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建筑技艺而创作的。西藏地区修建的著名寺庙,如拉萨的大召寺就是仿“唐式”建筑建成的,内蒙地区和中原地区修建的喇嘛庙,吸收汉族的建筑艺术,传统技术就更为突出。
  中原地区,在元代已开始建造喇嘛庙,如北京妙应寺白塔。以后,更多的兴建,如明代的五台山塔院寺,清初沈阳黄寺、北京西黄寺、北京北海永安寺等。这些寺庙的布局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以庞大的瓶形喇嘛塔为主体,坐落在中轴线的主要位置上。
  承德外八庙建筑与这些庙宇又有明显的不同,这里没有庞大的喇嘛塔,而是为更庄重更华丽的建筑所代替。承德外八庙大多仿照少数民族地区著名的寺庙修建,但又不是生硬的搬用。它吸取各少数民族建筑的精华,及汉族建筑的优良传统,将各民族建筑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这些寺庙不仅在平面布局上、而且在结构形式、材料装修、以及艺术造型上都有所创新。
  乾隆后期是以藏族建筑的艺术形象为主,汉、藏建筑手法交融运用,使建筑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当然从须弥福寿之庙的修建也可以看出,这时期,建筑上追求华丽,崇尚新奇,建筑细部过于细腻而流于繁琐的弱点,也反映了出来。
  普宁寺的建筑手法,在融合汉藏建筑创新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此后兴建的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普宁寺在平面布局上既保持了一般汉佛寺的配置方式,后半部又有了许多变化,同时体现了藏族寺庙利用地形的特征。各寺的主体建筑形式各不相同,但仍以汉族的传统做法为主。如普宁寺中的大乘之阁,仿桑耶寺主殿乌孜殿的基本造型,既所谓主殿“下层依西藏法建造之”,“中层依内地法建造之”。“上层依印度法建造之”。大乘之阁按照三摩耶庙这种形制,通体三层,六重屋檐,是汉族楼阁的作法。底层山墙辟三层梯形盲窗,增加立面的层数,是藏族的常用手法,顶部以中央最大,四角较小攒尖屋顶的组合,既模仿了乌孜殿的造型,又发挥了汉族木构屋顶灵活多变的特点。
  在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周围修建的平顶群台、喇嘛塔附属建筑,表现出藏族喇嘛庙的建筑特点。至于上窄下宽的藏式窗户,各种藏式装饰纹样的广泛使用,都说明这些庙宇在汉藏建筑手法的交融上,向前推进了一步。
  普宁寺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个体设计,都融汇了汉藏两族的传统建筑手法。总体布局采用藏式寺庙的依山而建,夸大建筑体量对比,强烈突出主体建筑手法,以显示宗教的威慑力量,又采用汉式建筑有明显中轴线布局方式,象征万法归一,皇权至上。个体设计更是两种风格的融合,大乘之阁内部为直通若干层的“都纲”式空井,便于采光作供奉巨型佛像,显示“四宇皆黑,惟有佛光普照”的意境,外部则是汉地木构楼阁形式。四大部洲和日月台下层为藏式碉房平台,上部却是汉式小殿。
  普宁寺的兴建,更进一步密切了汉、满、蒙、藏等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工程技术、建筑艺术等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普宁寺、桑耶寺虽然建造的年代、地理位置不同,但却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及作用。桑耶寺的建造是王室把宗教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巩固其政权。普宁寺的修建。在清政府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大业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在宗教的历史上也有其一定的地位。这两座建筑,在我国乃至世界建筑艺术遗产的宝库里堪称是弥足珍贵的佳作。 
  清初期,喇嘛教在我国蒙古、西藏、青海以及新疆北部大片蒙、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占有支配地位。喇嘛教上层人物在政治上掌握着地方政权,经济上拥有大量财富,精神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乾隆皇帝在雍和宫《喇嘛说》中写道:“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就是为了顺应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蒙、藏上层人物对喇嘛教的信仰,密切地方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对蒙、藏等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俗习为治”的政策,利用在蒙、藏地区具有相当信仰基础的喇嘛教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进而达到巩固国家的统一的政治目的。到了乾隆时期,康熙制订维护国内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政策,得到了继续贯彻。
  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是清政府平定了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后,十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准噶尔、都尔伯特、辉特、和硕特)的上层贵族,并分封爵位,以康熙平定外蒙喀尔喀后在多伦诺尔建“汇宗寺”之例,建普宁寺于山庄之北,以兹纪念,并“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普宁寺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全部建成。占地面积三万三千平方米。
  驰名中外的桑耶寺,座落于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桑耶乡的哈布山下,公元八世纪中叶(公元750年)由第三十八代藏王赤松德赞为施主,迎请萨霍尔(孟加拉四部)国王古玛特其之子持律者大堪布寂护和乌仗那(今阿富汗)大师莲花生入藏,凭籍此师君三人之功德建成了西藏第一座寺院。该寺仿照印度古寺乌旦达波日(飞行寺),由赤松德赞亲自主持奠基修建,历时十二年建成,是印度佛教密宗大法传入我国的重要道场。
  一、普宁寺、桑耶寺的建筑规划与设计
  耶寺建筑规模宏大,占地面积为49000多平方米,周围河渠索绕,树木葱茂,密集成林。桑耶寺自创建至今己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是藏族文物古迹中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寺院,是吐蕃时期最宏伟、最壮丽的建筑。寺内建有律藏传规之经堂,经藏传规之大坛城,论藏传规之须弥山及四大部洲、日月等之象征建筑物,颇具与众不同的古代建筑风格,可与印度金刚座相媲美。寺内珍藏和保存着自吐蕃王朝以来西藏各个时期的历史、宗教、建筑、壁画、雕塑等多方面的遗产,它是藏族古老而独特的早期文化宝库之一,是祖国民族文化遗产之典范。正如《贤者喜宴》所说:“此寺系一难以想像之建筑。此世间无以伦比之寺院”。因其底层为藏式(西藏本地)结构,中层为汉式(中国内地)结构,顶层为印式(印度)风格,所以,又有人称桑耶寺为三样寺。寺内殿塔林立,以“金”大殿(乌孜仁松拉康)为主体,组成一座庞大、完整的建筑群,总建筑面积约25000余平方米。整个寺院的布局,是按佛教想象中的“世界”的结构设计而成,建筑形式是仿照密宗的曼陀罗建造的。位于全寺中心的乌孜大殿,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乌孜大殿四方各建一殿,象征四大部洲;四方各殿的附近,各有两座小殿,象征八小洲;主殿两旁又建两座小殿,象征日、月:主殿四角又建红、绿、黑、白四塔,以镇服一切凶神魔刹,防止天灾人祸的发生;而且在塔周围的围墙遍架金刚杵,形成108座小塔,每杵下置一舍利,象征佛法坚不可摧,此外,还有一些其它建筑,为护法神殿、僧舍、经房、仓库等。
  乌孜大殿即“祖拉廉”,是桑耶寺的中心主殿,“其地基高厚而大,所备之原材料静致完好,如同螺碗盛满玛瑙一般。”(见《贤者喜宴》)建筑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座西朝东,乌孜大殿为金顶三层楼阁,式样别致,独具风格。每层殿堂的空间很高,一般在5.5——6米之间,而且第二、三层均在殿堂前建有低于大殿的宽敞阳台,这既使大殿内得到充足的光线,同时外观也显得更加壮丽大方。从远外眺望,大殿似五层楼房,实际只有三层。乌孜大殿的建筑吸取了西藏、内地和印度的构造风格。底层采用藏族建筑形式,中层采用汉族建筑形式,上层采用印度建筑形式。各层的壁画和塑像也都按照各自不同的法式进行绘画和雕塑。这种藏、汉、印合壁的建筑格调,在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有人据此又称桑耶寺为“三样寺”。
  桑耶寺以象征须弥山的乌孜大殿为中心,在东南西北四面分别建造江白林、阿雅巴律林、强巴林、桑结林四座神殿,代表佛经上所谓四大洲,在四大洲的附近又建有参康林、参玛林、顿穷拉巴林、达角仓玛林、甲珠甲卡林、隆丹白萨林、桑丹林、那措扎扎林、白哈贡则林八座小神殿,代表所谓的八小洲,还有日、月两洲。
  东面诸洲(寺院),其色呈白水晶色,南面诸洲为兰琉璃色;西面诸洲为红玛瑙色;北面诸洲色黄,如天然之黄金。白、红、黑、绿四塔及围墙四塔分别在“乌孜”大殿四角成直线的地方,塔与殿角相距数十米。
  白塔建在大殿东南角,形制与北京北海的白塔略,皆用石块、石板砌成,因塔体全为白色故名“白塔”。在塔基的方形围墙上,立有108座小塔,塔身方形,在腰部以上逐层收分如阶梯,上有覆钵形塔腹。但覆钵扁平而宽大,没有龛门,宝刹上置十七环相轮。在转经道旁有十六罗汉石像,分别雕刻在边长为0.74米的方形石板上,极为精致。
  红塔建在大殿的西南角,造形极为特殊,塔身用砖石砌成,形方而实圆,状如覆钟,腰部以上呈环状纹,上部为覆钵形塔腹,宝刹之上置两段相轮,上为七环,下为九环,塔身为土红色并泛有光泽。
  黑塔建在大殿的西北角。塔形也很特殊,塔身如三叠覆锅,刹盘上托宝剑。第二级相轮七环,上即瓶盖和宝珠。塔身为条砖砌成,全为黑色。
  绿塔建在大殿的东北角,平面呈四方多角形。塔基甚高,沿阶数级而达第一层,四面各有龛室三间,内有塑像,每面都有明梯通往二层。二层每面只有龛室一间,亦各有塑像。第三层为覆钵形的塔身,上置相轮宝刹,刹身很长。相轮分为三级,每一级自方形托盘上置相轮九环,中间一段为第二级,有相轮七环,第三级有相轮五环。伞盖上承宝瓶和宝珠。塔身为绿色琉璃砖砌成。砖为土加粗沙烧制,质地坚硬,釉色苍郁而富光泽,极其精美。
  普宁寺坐北朝南,寺的主体建筑沿南北中轴线布置,全长约250米。前半部分建筑为“汉式”部分,南北长150米、东西宽70米。建筑布局按照我国汉族传统的“七堂伽蓝”的典型格局。后半部部分为“藏式”建筑,依山就势,南北长100米、东西宽110米,建置在大雄宝殿北面高出于地平面8.92米的金刚墙之上,沿山坡逐层台地迭起。
  普宁寺的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又名三样楼,是仿造桑耶寺主殿乌孜大殿修建的,但大乘之阁的平面,立体布局以及建造方法与乌孜大殿并不相同 ,仿中有创,可以看到难得法式对比。大乘之阁雄踞在青石须弥座台基之上,前代月台,周围环绕清式石栏杆,面南出三阶中间铺设石雕龙丹陛,东西各出一阶。大乘之阁通高37.4米,面阔七间,共24米、进深六间,22.5米,柱网分布为内柱一圈、檐柱一圈。大乘之阁外观南面为六重屋檐五层楼,阁北面依山就势减为四层檐,东西下设有抱厦,两山封以实墙,墙上饰藏式“盲窗”。在五层的四角各置一方亭,方亭之上的六层是大方亭压顶,形成五顶相峙的别致的巍峨高耸的造型,这种建筑形式属汉式结构,内部与乌孜大殿一样,分三层,二、三层为回廊,回廊的室内中央由内柱围成宽五间、深三间的空井直达第四层的天花板下,高24米,以便供奉体量巨大的四十二臂观音大士像。在这个空井四层的窗子则成为它的采光高窗,这种内部中空的多层木框架结构体系是仿自西藏地区喇嘛寺院的“都纲”式的做法,它既满足了中部空间需要高大的功能要求,又有一定的抗风、抗震能力。
  大乘之阁和它周围的建筑,是仿照桑耶寺的周围建筑而建的,但又不是简单的仿建,而是充分体现了建筑学中仿中有创。严格按照藏传佛教密宗中的世界中心“须弥山”和“九山八海”,即“曼陀罗”的形式排列的,但它在保持了汉式建筑的基调上,又融合了大量藏式都纲殿楼的手法,有取有舍。桑耶寺的乌孜大殿,层顶五顶分离,保持藏式都纲殿楼的原型,而大乘之阁的五个五顶则是紧密相连,形成以中心突出四周灵巧完善的一个整体,结构非常严谨。大乘之阁的东西两侧,有两座矩形白台,覆盖黄琉璃瓦庑殿顶的小殿。东为日殿,西为月殿,象征着日月回旋出没于须弥山两侧。四角建有四座台殿,分别代表着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东胜神州殿建在大乘之阁之东,呈半月形之状,白台为弯月状,南瞻部洲建在大乘之阁的正南方,位于中部向南突出“凸”形的高台藏式盲窗建筑,是从前半部分建筑通向主体建筑大乘之阁的通道。西牛货洲位于大乘之阁西面,建在四角圆弧状的白台之上,呈圆形。北俱卢洲位于大乘之阁的正北方假山之上,建在藏式白台之上,体形方正。四大部洲内所供佛像不同于桑耶寺四大部洲的佛像,原供四大天王,现仅存北方多闻天王,其他天王已经毁坏。
  在四大部洲之间,又有八座重层白台代表八小部洲,在南瞻部洲殿东、西两侧的为“遮末罗洲”和“筏罗遮末罗洲”。这是两座六边形双层白台,台上的平顶小殿内分别供增胎蓝法身随救度佛母和增胎白法身大回佛母各一尊,在北俱卢洲殿东、西两侧为“矩拉婆洲”和“憍拉婆洲”。这是两座六角形的双层白台,台上的平顶小殿内分别供增胎红法身大寒林佛母、增胎绿法身孔雀冥王佛母各一尊。在西牛货洲殿前、后的为“舍谛洲”和“嗢怛罗漫怛里孥洲”,一为矩形,一为不扁六角形双层白台,台上的平顶小殿分别供增胎蓝法幢顶膊丽佛母、增胎蓝法身大千摧碎金刚各一尊,在东胜神州殿前后为“体诃洲”和“毗提诃洲”,一为矩形,一为六角形双层白台,台上的平顶小殿分别供奉增胎黄法身无敌佛母、增胎黄法身密咒随持佛母各一尊。
  桑耶寺主殿的四角,相距数十公尺的地方建有红、绿、黑、白四色喇嘛塔。普宁寺的大乘之阁的四角也按其规制建有喇嘛塔四座,但规模较小,形状也不尽相同。每座塔都有塔基、塔身、相轮三个部分。塔身有上下两个塔肚,形状各不相同,有仰钵形、覆钵形、圆形、折角形,色彩也是红、绿、黑、白四色,塔的宗教功能为藏舍利,供奉佛像和佛经所用。桑耶寺和普宁寺的主体建筑四侧的塔,均称四色塔、代表“四智”。西北角的白色塔为“大圆境智”,代表大乘佛教显宗教派;东北角的黑色塔为“平等性智”,代表大乘佛教密宗教派,西南角的绿色塔为“妙观察智”,代表佛教的小乘教派;东南角的红色塔为“成所作智”,代表自我修炼成佛;而桑耶寺的四座喇嘛塔下分别埋有松赞干布的遗物、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经典和修庙的备用财宝以及五世佛的佛骨舍利等。
  普宁寺喇嘛塔的塔身浮雕也有其深刻的内涵。位于东南角饰有莲花浮雕的,代表佛祖的出生处;东北角雕有宝杵图案的,代表佛祖的成道处;西北角塔身装饰有法轮雕饰图案的,代表佛祖传教说法处;西南角塔身雕有佛龛浮雕的,代表佛祖的涅槃处。这四座塔虽没有文字的说明,却采用浮雕的形式,记述了释迦牟尼的一生。
  喇嘛塔的塔顶部分虽然大致相同,但也有更深层的含义,塔的相轮,象征佛界“十三层天”,塔刹自上而下依次为承露盘,亦称天地盘,两个铜盘一正一覆,盘上有仰月、圆日模型,代表日、月相融产生甘露,故日、月下设承露盘,寓意承收雨露,救度众生,也反映着佛法无边的力量。塔尖为火焰宝珠,象征着佛教之兴旺发达。
  二、普宁寺、桑耶寺兴建的时代背景和建造年代
  普宁寺为什么要以藏、汉混合的风格出现,而且以桑耶寺作为具体对象?这是有着政治上的用意,与乾隆年间清廷对待蒙、藏兄弟民族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康熙年间,沙俄殖民势力向东扩张。游牧在伊犁附近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领主噶尔丹勾结沙俄,先后并呑了邻近的各蒙古部落和回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噶尔丹公开叛变,率兵二万余进袭漠南乌珠穆沁一带,渡过西拉木伦河深入到乌兰布通。清廷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对噶尔丹的军事叛乱采取坚决镇压措施。当年八月,康熙亲自坐镇波罗河屯指挥平叛大军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这次战役虽获胜利,但康熙深知噶尔丹的居心叵测,尤其是与沙俄侵略势力相勾结实为我国北部边疆的隐患。这位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有鉴于以往在北方边疆单纯采取军事防卫措施而防不胜防的历史教训,一方面继续追剿叛军以巩固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强调民族团结,采取以安抚为主的策略来大力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平叛之后,立即举行具有重要意义的“多伦会盟”。康熙亲自接见蒙古各部王公,通过赐宴、封爵、赏赉等活动来笼络各部的上层贵族,并为了表示尊重蒙古人民的宗教信仰而在多伦修建一座喇嘛教寺院“汇宗寺”。这些措施,对有清一代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雍正、乾隆两朝都积极执行康熙所制定的这一民族政策,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多伦会盟之后,蒙古各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表面上安定局面。但由于沙俄的不断挑唆,准噶尔部的上层领主对于清廷始终怀有二心,乾隆十年(1745年),达瓦齐部继承准噶尔汗位,又再次发动叛乱。台吉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争夺汗位失败,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率部暂时归顺清廷。窥视时机以图再起。二十年(1755年)春,乾隆任命班第和永常统率平叛大军二万五千,以阿睦尔撒纳为向导分两路直捣伊犁。进军途中受到各族人民的支援,势如破竹,达瓦齐带领残部逃至伊犁西北百余里的格登山。清军收复伊犁后继续追击,著名的格登山一战,达瓦齐全军覆没,被生擒。
  乾隆对平息此次民族分裂的叛乱非常得意,在北京大内的午门受献俘之礼,并亲自撰写《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树立格登山上和普宁寺碑亭之中。继而又仿效祖父康熙的做法,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厄鲁特蒙古四卫拉特(部落)的大小领主,对他们赐宴、赏赉,加封贝子、贝勒、公等爵位;同时还选定避暑山庄的西北面兴建普宁寺作为永久的纪念。
  乾隆十分重视利用宗教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团结蒙、藏兄弟民族,特别是居住在祖国北部和西部边缘疆上的蒙族各部,“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他能“诵习蒙古及西蕃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虚心讨论,深知真诠”。他在位的六十年间,不仅在蒙、藏地区大力扶持喇嘛教,还在内地的五台山、北京、承德修建许多喇嘛寺庙。甚至宣称自己是文殊的化身,俨然以宗教领袖自居。他也很懂得建筑艺术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因而积极地利用这个艺术手段以服务于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目的。为此,普宁寺的建筑就采取了汉式的七堂伽蓝与西藏的喇嘛寺院三摩耶式相结合的规划格局。三摩耶即梵文的Samaya,又译作三昧耶、娑磨耶。据密宗经典《大日经》的解释,三昧耶有四义:平等之义、本誓之义、除障之义、警觉之义,这些意义正符合于当时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而统一全国的政治形势。而三摩耶寺又是古代一位著名的藏王崇弘佛法而“敕建”的著名佛寺,乾隆誉之为“斗赞转轮王,功德甚大,造寺于西域,其名三昧耶,逮今千岁余,愿海庄严就”,也正好籍以隐喻他自兴建普宁寺的目的。“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之式为之。名之曰普宁者,盖自是而雪山葱岭,以逮西海恒河沙数,臣庶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尔”。
  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593——650年)在位的吐蕃王朝时期,佛教传入西藏。为了巩固新兴的吐蕃王朝的集权统治,削弱支持守旧贵族集团的西藏传统宗教——苯教的影响,松赞干布对佛教采取了扶持的态度,下令共建了大昭、小昭二寺及十二神殿。不过这些建筑只是一些供奉佛像、佛经的小庙,并无常住僧人,更无合乎佛教戒律的仪式活动。公元八世纪初期,赤德祖赞(704——755 年)在位时,虽曾采取过若干措施,意欲弘扬佛法,但由于笃信苯教的贵族及其所代表的本教势力的阻挠,佛教还是未能得到真正的传播,赤德祖赞本人亦因此而遭暗算身亡。
  赤松德赞(775――797年在位)时期,吐蕃赞普才开始亲自参与开展弘扬佛教的大活动。赞普首先派遣韦·意希旺波(又名巴·色朗)从萨霍尔国迎请堪布菩提萨埵专利权(寂护),又按菩提萨埵的建议,派遣德哇莽布智和桑果拉隆二人去尼泊尔拘勒雪的岩洞中迎请邬杖那国的白玛迥乃(莲花生)大师。两位大师依靠赞普的强大后盾,在吐蕃举办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传教活动。还特别向一些父母俱在的青年男女首次传授了一种称为“圆光法”的使鬼神附体的法术,此乃佛教密宗的特异功法第一次在藏族地区的公开传授。
  在堪布菩提萨埵和白玛迥乃大师的主持下,仿照印度飞行寺的形式,糅合藏、汉和印度的建筑风格兴建,故又称三样寺。其形制,中为须弥山、四大八小十二洲、日月二轮,外有垣墙围绕,四角建四舍利塔,四门立四碑。赤松德赞的三位王妃又各建一殿。
  桑耶寺一般认为是唐大历二年(767)奠基,贞元十五年(799)落成。并举行隆重的开光安座仪式。同时从印度请来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比丘十二人,由菩提萨埵任堪布(剃度仪式的主持人),为七位藏族人首次剃度授比丘戒。这就是藏传佛教史上最早出家的僧侣,史称“七试人”或“七觉士”。为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佛教寺院。曾几度遭火灾,均经修复。十一世纪后,成为宁玛派的根本道场之一。
  乾隆皇帝修建普宁寺前派人赴藏,以西藏古刹桑耶寺(三摩耶庙)为蓝图修建普宁寺,表达了利用喇嘛教团结蒙藏民族的意愿。乾隆在普宁寺碑文中是这样记述的:“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意思是说,蒙古族民众一向敬重佛,信奉黄教。所以修建了这座寺庙。是依西藏三摩耶庙为底样(即:意境上的模仿,佛教宇宙观曼荼罗)修建了普宁寺。寺内还有专为章嘉国师修建的讲经堂,当时章嘉二世与乾隆是幼年同窗好友,被尊奉为“国师”,章嘉国师曾受清朝委派护送七世达赖入藏坐床,赴后藏拜会五世班禅,在普宁寺为哲布尊丹巴四世传戒、受法,陪乾隆皇帝会见六世班禅,一生中参与了当时重大的民族、宗教事务,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普宁寺在很多政治活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普宁寺、桑耶寺建筑艺术的特点
  普宁寺和桑耶寺在建筑艺术上具有多种多样的特点,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仿中有创,“藏式”部分模仿桑耶寺的做法,通过建筑的总体布局和个体造型来反映特定的宗教概念―――把密宗的曼荼罗、须弥山以及显宗佛经中所描绘的宇宙世界等佛国天堂的理想境界表现为具体的建筑形象。这比起传统的禅宗“七堂伽蓝”,不能不说更充分发挥了宗教建筑的精神力量,也更深刻地显示了建筑艺术的象征作用。
  “藏式”部分的建筑群体布局,若参照《西藏王统记》中关于桑鸢寺的叙述以及显教佛经《阿毗达磨俱舍论》中关于“世界”的描写,则所有建筑物的形象摹拟均可一一究其本源,它们的位置方向亦犹如按图索骥都是十分明确的。
  桑耶寺的乌孜大殿和普宁寺的大乘之阁不仅是形象上的构图中心,而且还居于总平面上的几何中心部位。此两者同时象征着世界中心―――众神居住的“须弥山”,这也就是乾隆所谓的乌孜殿“肖彼须弥山,巍阁凡三层”的意思。
  须弥山,梵文的音译亦译“修迷卢”、“须弥楼”、“苏迷庐”,意译为“妙高”等。是佛教借用古印度神话中的山名而被佛教徒们尊为宇宙世界的中心。日月环绕此山回旋出没,三界诸天也依之而层层建立。须弥山位于大海的中央,海面以上的高度为八万四千“由旬”(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以帝王一日行军之路程为一由旬)。以中央主峰为中心,由内及外依次为七重金山犹如七个同心圆,它们之间形成七重的“香海”,第一重金山的高度为主峰的二分之一,第二重金山的高度为第一重的二分之一……依次递减到第七重金山的高度为第六重的十分之一。每一重金山均有天神住持,三十三天(即神)位主峰之顶。峰顶的四角又各有一小峰,中央的平坦地段上有宫名“善见”,宫的周围建金城一座。“金城量高一由旬半,其地平坦亦真金所成……。是帝释天所都大城,于其城中有殊胜殿,种种妙宝俱足庄严……城外四面四苑庄严,是彼诸天共游戏处。一众车苑、二鹿恶苑、三杂林苑、四喜林苑,此为外饰庄严大城。四苑四边有四妙池,中间各去苑二十由旬。是彼诸天胜游处”。从以上的描述看来,大乘之阁和乌孜大殿的五个屋顶相峙的格局显然就是须弥山的金城及四峰或四苑的象征了。
  须弥山周围的情况,据《阿毗达磨俱舍论》的描写:环绕着须弥山的是茫茫的“咸海”,咸海的外围又有一重山名叫“铁围山”。铁围山联同须弥山和七重金山即形成所谓“九山八海”的格局。咸海之中布列着四个大洲(即“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即“八小部洲”),这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位于南海中的“南瞻部洲”是一个形状象佛的肩胛骨的大洲,“北广南狭,三边量等。其相如车,南唯广三由旬,三边各有二千由旬”,呈梯形的平面。就是大乘之阁南面的三角殿。
  位于北海中的大洲“北俱卢洲”“形如方座,四边量等,面各二千”,呈方形平面。这就是大乘之阁北面、居于建筑群的中轴线顶端的正方形碉房式平台。台上建汉式单檐攒尖绿顶小殿。
  位于东海中的大洲“东胜神洲”“东狭西广,三边量等,形如半月。东三百五十,三边各二千”。就是大乘之阁东面的那座平面如新月形的碉房式平台,台上建汉式单檐庑殿顶小殿。
  位于西海中的大洲“西牛贺洲”是一个“圆如满月,径二千五百,周围七千”的圆形大洲,也就是大乘之阁西面的那座略近椭圆形平面的碉房式平台。台上建汉式庑殿顶小殿。
  咸海之中除四大部洲外“复有八中洲是大洲眷属,谓四大洲侧各有二中洲”,此即所谓八小部洲。就是位于四大部洲殿的前后或左右的八个体量较小一些的碉房式建筑物。
  如上的这些内容,组成了佛经中所谓的一“世界”(欲界),铁围山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极。
  密教认为宇宙的本体和现象都是由“六大”(即六种元素―――地、水、风、火、空、识)所组成的,而六大又分为“随缘六大”和“法尔六大”。后者是本体的、绝对的实在,这六大元素各有相应的属性和作用。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现象的六大也就是佛的“六大法身”,因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六大法身”的各别显现。这个宇宙观结合于“曼荼罗”的概念,就成为普宁寺的另外一种的象征寓意,也就是乾隆所谓“肖彼三摩耶,为奉天人师;作此曼荼罗,严结身口意”。
  曼荼罗意译为“坛城”,本是密宗僧侣修行时在清净地方构筑的法坛,后来逐渐衍变为想象中的“圆轮俱足,诸佛集会”的圣坛,坛的形状如圆形城堡故名“坛城”。坛城上按井字形分为九宫格,中央的一格是主佛的分位,其余八格则为配神环列,曼荼罗也是西藏喇嘛教绘画艺术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佛画的整幅就相当于“坛城”建筑的平面图。密宗的“四曼”即四种曼荼罗之一的羯磨曼荼罗,甚至作成立体的模型供奉在寺庙之中。
  大乘之阁和乌孜大殿的五顶相峙的造型即是曼荼罗“坛城”的象征。作为宇宙本体的“法尔六大”,则表现在“藏式”部分的总体布局上:四十二臂观音象征“识”,识性了别,起着决断一切的作用;大乘之阁象征“空”,空性无碍,起着不使障碍的作用。故大乘之阁正立面的六层檐口就有“空间六合”的寓意;北俱卢洲殿象征“地”,地性坚,其形方,起着保护万物的作用;西牛贺洲殿象征“水”,水性湿,其形圆,起着摄受万物的作用;南瞻部洲殿象征“火”,火性燥,其璩 为三角,起着促使万物成熟的作用;东胜神洲殿象征“风”,风性动,其形如半月,起着长养万物的作用。
  根据乾隆“复为四色塔,义出陀罗尼,四智标功用”的说法,这个“藏式”部分的布局也像桑耶寺一样,还有着另外的象征寓意――密宗的“五智”:大乘之阁为“法界体性智”,西北角上的白色塔为“大圆镜智”,东北角上的黑色塔为“平等性智”,西南角上的绿塔为“妙观察智”,东南角上的红色塔为“成所作智”。从上述情况看,“藏式”部分的建筑形象又是密宗宇宙观的完整的再现了。
  第二、“藏式”部分虽然以桑耶寺作为蓝本,但在建筑的总体布局和个体设计方面,又吸收藏区山地寺院和内地汉族寺院的传统手法,并非简单的抄袭,而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艺术再创造。
  山地寺院是西藏佛宇的最普遍的形式。由于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重要寺院不仅为某一地区的宗教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有的甚至还作为军事攻防的城堡。因此,寺院的选址为适应上述的功能要求,一般都依山而建,占据居高临下,能控制全局的部位。建筑群的布置不一定严格遵循轴线关系,但作为寺院主体建筑物的“札仓”(经学院)和佛殿则雄踞于山地的最显要的位置上。佛殿的体量尤其高大无比,层数多至五、六层。殿内柱网密布,部分形成直通若干层的空井即所谓“都纲”的做法,以便于室内采光和供奉巨型佛像。佛殿外墙为藏族建筑常见的封闭的碉房式,墙上开梯形藏式小窗。平屋顶上部有的还安置金光耀眼的单檐和重檐的攒尖、歇山、庑殿各式屋顶。远远看去,巍峨高耸,周围的其他建筑物,则相形之下显得分外低矮,沿山迭建而密密层层地将山坡覆盖住。建筑的尺度对比很强烈,总体的气势极其宏伟壮观,充分显示出宗教的威慑力量。
  普宁寺的“藏式”部分建筑物,依山势而逐层台地迭起,最下一层台地的金刚墙高达十米,所谓“大红台”的形式。使得全部建筑物都能承托展露出来,颇有西藏山地喇嘛寺院的气度。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形象华丽璀灿、体量高大而凌驾于一切之上。因此,整组建筑群的立体轮廓和崭露层次变化十分突出,这与内地传统佛寺之单纯讲究平面布局上的空间序列大不一样。
  大乘之阁通体为汉式楼阁建筑的形象,屋顶及内外檐装修和装饰均为清宫式做法,仅东、西山墙采用藏式的“盲窗”。四大部洲殿及日月殿的下部平台为藏式、上部小殿为汉式。八小部洲殿及四色塔则通体藏式。在建筑的个体设计上展示了多种风格的不同程度的融揉。在总体布局上则互相穿插而以中轴线和左右辅助线作为纲领,于繁复中显示严谨、变化中寓有规律。这又反映了汉族布局的特点,与藏区的喇嘛寺院有所不同。
  大乘之阁的内部,以华丽的彩画、精细的藻井、醒目的匾联加以装饰,各供奉着大小不等,形态各殊的佛像,虽然都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也给人留下不同的印象。大乘之阁内部大佛高低天花、墙壁饰以无数木雕岩洞,每一岩洞置一泥塑小佛,大与小的对比,使人感到意外奇伟。在解决垂直交通方面也作了很好处理。在阁内两侧设置楼梯,上下交通解决的既合理、又很方便。
  第三、就普宁寺建筑群总体而言,“藏式”部分还兼有“寺庙园林”的功能。在普宁寺大乘之阁的周围,用山石叠为基座,上筑白台,喇嘛塔等小型建筑,更显得这些建筑丰富多样。利用山石作蹬道,有的就原有山石,略作处理,既省工,又自然。为强调与自然环境的配合,在主体的角隅处,镶嵌山石,给人以建筑如自石出的感觉。使得建筑与山峰融为一体。大乘之阁后面的叠石更为突出,盘旋在假山石里的蹬道可攀登而上,赋予这部分更多的园林色彩。运用这些叠石手法,使得真山与叠石难分,天然与人工莫辨,做到了巧夺天功的地步。
  在绿化种植上,寺庙均以种植松树为主,大多是种植在寺的前院,以衬托前部体量较小的建筑。在主殿的庭院内多墁铺砖地,以保持肃穆气氛。在寺的后方松林簇生,构成了一定的园林效果。普宁寺当年还在“藏式”地段的东、北、西面外围种植松树五百株以象征五百罗汉,都更加渲染了佛寺本身的园林气氛,把佛寺与周围的山林风景衔接起来。
  普宁寺是有着如此明确政治目的而修建的寺庙,这在我国宗教建筑修建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明确的政治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寺庙的建筑布局和艺术造型。因此,虽是宣扬神权至上的宗教寺庙,但在建筑艺术上,除了反映宗教气氛之外,通过总体规划、地形利用、建筑造型和细部处理等,更多的表现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团结、胜利喜悦、宏伟壮观的气氛,形象地记录了清初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历程。
  普宁寺的平面布局是以一条明显的中轴线贯穿南北,主体建筑都位于中轴线上,呈纵深式对称格局。以大雄宝殿为界,前半部是典型的汉族寺庙建筑,后半部则具有三摩耶庙的基本特征。虽然是采用汉族佛寺的传统因素比较多,但在建筑主体轮廓上则吸取了藏族寺庙传统特征,并有所创新,即提高主体建筑基座,尽量突出主体建筑形象,以表达其不同于一般寺院的特点。以寺庙山门外的地面为准,大乘之阁的阁基高出地面9.84米;大雄宝殿由于位处低地,只起到陪衬主体建筑的作用。在我国北方,较早修建的大型寺庙,如北宋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明北京智化寺,清雍正北京雍和宫等,都是以高阁为主体,但是庙址地势平坦,高阁前面被其他建筑遮挡,所以远不如普宁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
  四、各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建筑发展的历史上首先是汉族的先进文化影响着各地的少数民族形成了统一的建筑体系;但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传统,受到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影响,在统一的建筑体系之中各民族又有其不同的特征和风格。
  各民族之间的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互相交流,由来已久,特别是蒙、藏两个较大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在清初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文化交流更加日益频繁。喇嘛教寺庙就是既体现了蒙藏等族的建筑成就,同时,又融合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建筑技艺而创作的。西藏地区修建的著名寺庙,如拉萨的大召寺就是仿“唐式”建筑建成的,内蒙地区和中原地区修建的喇嘛庙,吸收汉族的建筑艺术,传统技术就更为突出。
  中原地区,在元代已开始建造喇嘛庙,如北京妙应寺白塔。以后,更多的兴建,如明代的五台山塔院寺,清初沈阳黄寺、北京西黄寺、北京北海永安寺等。这些寺庙的布局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以庞大的瓶形喇嘛塔为主体,坐落在中轴线的主要位置上。
  承德外八庙建筑与这些庙宇又有明显的不同,这里没有庞大的喇嘛塔,而是为更庄重更华丽的建筑所代替。承德外八庙大多仿照少数民族地区著名的寺庙修建,但又不是生硬的搬用。它吸取各少数民族建筑的精华,及汉族建筑的优良传统,将各民族建筑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这些寺庙不仅在平面布局上、而且在结构形式、材料装修、以及艺术造型上都有所创新。
  乾隆后期是以藏族建筑的艺术形象为主,汉、藏建筑手法交融运用,使建筑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当然从须弥福寿之庙的修建也可以看出,这时期,建筑上追求华丽,崇尚新奇,建筑细部过于细腻而流于繁琐的弱点,也反映了出来。
  普宁寺的建筑手法,在融合汉藏建筑创新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此后兴建的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普宁寺在平面布局上既保持了一般汉佛寺的配置方式,后半部又有了许多变化,同时体现了藏族寺庙利用地形的特征。各寺的主体建筑形式各不相同,但仍以汉族的传统做法为主。如普宁寺中的大乘之阁,仿桑耶寺主殿乌孜殿的基本造型,既所谓主殿“下层依西藏法建造之”,“中层依内地法建造之”。“上层依印度法建造之”。大乘之阁按照三摩耶庙这种形制,通体三层,六重屋檐,是汉族楼阁的作法。底层山墙辟三层梯形盲窗,增加立面的层数,是藏族的常用手法,顶部以中央最大,四角较小攒尖屋顶的组合,既模仿了乌孜殿的造型,又发挥了汉族木构屋顶灵活多变的特点。
  在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周围修建的平顶群台、喇嘛塔附属建筑,表现出藏族喇嘛庙的建筑特点。至于上窄下宽的藏式窗户,各种藏式装饰纹样的广泛使用,都说明这些庙宇在汉藏建筑手法的交融上,向前推进了一步。
  普宁寺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个体设计,都融汇了汉藏两族的传统建筑手法。总体布局采用藏式寺庙的依山而建,夸大建筑体量对比,强烈突出主体建筑手法,以显示宗教的威慑力量,又采用汉式建筑有明显中轴线布局方式,象征万法归一,皇权至上。个体设计更是两种风格的融合,大乘之阁内部为直通若干层的“都纲”式空井,便于采光作供奉巨型佛像,显示“四宇皆黑,惟有佛光普照”的意境,外部则是汉地木构楼阁形式。四大部洲和日月台下层为藏式碉房平台,上部却是汉式小殿。
  普宁寺的兴建,更进一步密切了汉、满、蒙、藏等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工程技术、建筑艺术等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普宁寺、桑耶寺虽然建造的年代、地理位置不同,但却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及作用。桑耶寺的建造是王室把宗教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巩固其政权。普宁寺的修建。在清政府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大业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在宗教的历史上也有其一定的地位。这两座建筑,在我国乃至世界建筑艺术遗产的宝库里堪称是弥足珍贵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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